政策具有连续性和可预知性，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。连续性是可预知的前提。只有政策是连续的，社会对政府的政策才可以预知，才可以依据政府政策的走向来调适自己的行为，进而达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。若政府的政策变动无常，那么社会也就无法预知政府政策的未来，不但无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适，甚至还会无所适从。
  政府既无法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，也会常常面临政策失败的尴尬局面，进而影响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。在调查中发现，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明显感觉到，政府关于证券市场的治理政策是变化无常的，对中国证券市场戏称“政策市”。那么，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?首先，政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，导致政策的左右摇摆。
  目前，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，政府是这些企业非流通国有股的股份代表，但政府同时又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，这双重角色的矛盾导致了政府政策的左右摇摆。当证券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时，政府为了国有企业继续融资的需要，便出会台一系列利好政策，制造“政策底”，刺激股指上涨，吸引投资者人市。
  而每当此时，市场内具有政策信息优势的机构和个人，便会利用非法资金和游资，内幕交易，肆意拉抬，制造证券市场虚假繁荣。这表面上是为了响应政府的政策号召，实际上是为了攫取高额寻租利益。当股指持续飙升，股价飞涨时，政府又担心市场泡沫过大危及经济，政府便会以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监管者身份出现，转变口气，突施利空政策，限制股市上涨，制造“政策顶”。
  每当此时，具有政策信息优势的机构和个人便会成功逃顶，广大中小散户却被套其中。等市场跌得过很时，政府再出台利好政策，就这样周而复始无限循环。其次，证监会公务人员的职务非常任制很难保证政策的延续性。中国证监会自从1992年10月成立到2001年这9年间的时间里，历任证监会主席先后有刘鸿儒、周道炯、周正庆和周小川4人，人均任期2年零4个月，可见证监会主席人选变动之频繁。
  每一位主席都有各自不同的监管思路，不同思路指导下的政策自然也不同。再加上每一位主席的上任，都带来了证监会人员和职务的变动，政策的延续性自是很难保证。最后，“中心任务型”的管理模式必然带来政策的波动。建国以来，我党对国家的管理一直沿用着“中心任务型”的管理模式。
  即不同时期，我党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为国家设立不同的中心任务，并号召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为实现中心任务而奋斗。其他的次要任务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，或影响到中心任务的实现时，必须为中心任务让道，以保证中心任务的实现。这一模式应用在部门或地方，就是在不同时期设立不同的中心工作和目标，一切政策都要为中心工作和目标服务。
  这实际上是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设立了一个中心框架和目标，与此中心框架和目标相冲突的政策就很难出台或得到实施。然而，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目标是不相同的，政策制定的中心框架和目标自然也不同，政策的波动也就成了必然。“中心任务型”的管理模式实际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“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”的战略，后来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被进一步强化，逐渐成为我党管理社会的模式。
  
  但是，社会问题不象战争中的敌人，消灭掉以后就不存在了。只要有这一问题存在的社会土壤，同样的问题在一定时期会不断涌现。用“中心任务型”的运动式策略来解决，只会摁下葫芦浮起瓢。这种运动式的政策波动，反而使腐败分子和违轨者有了应对的策略:运动来时腐败收，运动去时腐败兴。